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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5日
不是怀念的怀念 - [网络文摘]
大的灵魂往往都是寂寞的，他生前寂寞，他死后苍凉。鲁迅先生把爱藏在愤怒里，把理性藏在偏激里，鲁迅先生说，“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鲁迅先生那寂寞的目光是投向身后站着的一群人，而巴金的寂寞可能是既不符合环境又不符合时代的一颗真诚的心，在拷问别人的同时也将自己狠狠的抽打。
对于古今中外太多的名人诞辰或逝世纪念日，我没有太多的注意，巴金先生今天正好整整走了三周年了，而当他如一樽木偶般被一群人供起来的时候，我的这点缅怀与我的这点怀念，确实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二
巴金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官宦家庭。就如《家、春、秋》写的一样，很大的一片老屋，庭院深深，古色古香。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的对照中，再现着巴金先生的早年生活，大哥觉新的委曲求全，虽然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而觉慧他参加新文化运动，最后在鸣凤投湖自尽的时候，他决心脱离家庭，个性表现的敢爱敢恨，比较独立。觉慧从家庭关系来看对照着的是现实中的巴金。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对于觉慧，真是寄托的巴金先生的心愿，让他满怀热情而勇敢的叛逆。
作为现实中巴金，从他的历史年表中可以看出来，既有觉新身上那种懦弱苟且，尤其在牛棚年代表现怯懦优柔、充满矛盾；也有觉慧的叛逆，觉慧的叛逆是基于面对封建礼教对于恋爱自由的封杀，巴金的叛逆却是面对自己，审视自己那段不光彩的过去。也就是说他真想讲真话，但是话到嘴边不得不又咽下一点，转换一点，使真话不能痛痛快快地说出来。
觉新的悲剧不是性格的背景，而是社会的悲剧；巴金的悲剧，也不是性格的悲剧，而是牛棚年代的悲剧，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他首先拿自己开刀。
三
灵魂的拷问别人容易，能认真的审视自己很难，文坛上经常频繁的出现某作家学者们，游山玩水，开patio，场面是那样的喧哗。想想那些牛棚时代的御用文人们，不少正活跃在当今的舞台上，除了粉饰自己的过去作为辩白，谁将自己的灵魂狠狠抽打过。
看过不少巴金先生的相片，表情是那样的郁郁寡欢，眼神是那样的忧郁。虽然寡欢，虽然忧郁，他的心是热的，他要“化做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1991年的某月在南京某书店举行了作家赈灾义卖活动，巴金先生从家里拿出了《巴金文选》，一共10卷。这本书拍卖到具体数字多少我忘记了，只记得巴金先生在得知竟然是一个女工以万元多买下了他的书，他的心里很不安，他又送给那个女工一本书，并在书上亲笔题的一句话：“我不是文学家。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有感情。”
现在一些靠着撰写床头街巷故事而阔绰的作家和新生代们，毫无羞耻的打着“亚文学”的文学品牌，彻彻底底成了金钱的奴隶。
四
读小说，需要感悟，需要自己去提取的故事背后的深刻含义，如果是用来消遣，真是浪费大好的时光。所以《家、春、秋》乃至《寒夜》没有给我很大的感触，我更喜欢比较直白比较直接的《随想录》，他的价值不再文学范畴，更多是灵魂的鞭策。比如在《长官意志》中，巴金说：“为什么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学相当繁荣的局面……”这样的话，我看不要说当时就是在现在也可能被过滤掉。
买《随想录》的时候，我正在白城上大学，面对比较高昂的价格，我下了许多次决心，问自己到底买不买。当售书员将书递在我的手里，我根本就没有装到皮包里，迫不急待地打开书目浏览起来，走在大街上，那种拥有的喜悦始终不能平静，不慎撞在路边的栏杆上。
五
巴金先生走了，走了三年多，好在还有一本《随想录》敲打着人们。巴金不是鲁迅，也不敢跟鲁迅比，连这个念头都没有，面对鲁迅他只能仰望着。巴金与前辈鲁迅之间纯在的是精神的继承关系，巴金先生写《怀念鲁迅先生》是写得至情至性的，不想二十年弹指一挥，有人非要来做一个“说真话”的对比。
那窗外的雨夜，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写字桌上的台灯像闪眼睛一样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照着那个手持《野草》的他，因此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便是——
为了真理，要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2008.10.17
附言：
《再忆巴金》
在1966年到1976年都知道那十年的特殊时代，有人要牢记，有人不以为然。牢记它除了对照当今的幸福生活，更要警惕它的悲剧的重演。
那么到了1978年？十有八九会有人想到破乱反正，想到改革开放，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还会想到谁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1978年12月1日，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邀请巴金先生写点什么？没有专门题目，没有特定的话题，想说就说什么？从第一篇的《谈〈望乡〉》开始到最后一篇《怀念胡风》一共一百五十篇，历时八年，共四十二万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除了一天一天影响了身体的健康，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
巴金活了一个世纪，观察了中国动荡在时间的跨步最长，如果他如老舍一样投湖自尽，那么现在的人反而会鸣不平，想到不是骨头问题，而是为什么不坚持下来多活几年；如果他不写《随想录》，他的名字将会淡去，痛苦的就是憋了一肚子话，但没有人去怀疑他的良心真与假问题。
骨头硬不硬，良心真不真，巴金先生并不在乎，在第一卷《随想录》的刚刚出版，就让香港大学生骂得狗血喷头，但是“他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来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⑴”，他的留下来是“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⑵”。
巴金先生自己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
早在法国留学的时期，他就身体力行地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抗议行动。他给陈独秀先生写过信 同时也给当时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高德曼、格拉佛等人通信，其实无政府主义，就是迈进“门槛”，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互助互爱的社会而不惜牺牲，它是弱者的道德，也是弱者的理想，
还在78年后，后辈文人冯骥才的小说《铺花的歧路》，在北京引起争议，反面的意见很强烈，认为这篇小说否定了文革。可当时身为《收获》的主编，巴金相中了我这篇文章，让女儿编辑李小林和我联络，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收获》上。
冯骥才先生眼中巴老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比如内向乃至拘谨，不爱开玩笑，也不幽默，他在精神上很严肃，人却很随和。表面看起来很内敛，其实内心充满激情。
秋叶苍红。秋草苍黄。秋夜苍白。秋水苍茫。逝者如斯夫，巴金先生也曾想到鲁迅先生对他的勉励，说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
1978年是他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他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他也时常想起小时候在父亲的衙门里看到犯人挨了打还要向知县老爷谢恩的情景。
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华民族，应该对“人格”乃至“气节”这样的精神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一个民族如果在自己的文化中连“气节”的伦理精神都顷刻华为腐朽，那就是他的自毁和自戕，这是巴金先生对自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于是在《怀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这样的自我发现：“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么人证、物证，别人安排我发言，我就高生叫喊。说是相信别人，其实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如果一群人假如只是被赤裸裸的利害左右，不再有任何形而上的伦理守护，那么这个民族是相当危险的。
越破开自己的伤口越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是自己的更是鞭策别人的，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感动的心理条件是共鸣。只要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面对曾经犯过的错误，非平常的血肉之躯甘愿承担其沉重，想的总是想如何去掩饰。
过去的为了保全自己，形式上已经上为无约束的权威秩序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巴金自己明白想否定也否定不了，开始写的《随想录》的始初都是明白的，因为回到过去那是也是不可能的。回顾过去，检讨过去，并非回到过去起步，而是怎样在今天起步。难就难在你在今天面对你所身处的环境究竟应该如何起步，如何有效地在前进。那么《随想录》就是一本有效的起步。
有人说巴金不就了在中受了点苦，然后絮絮叨叨了二三十年，咕哝着要建什么博物馆吗？文人多自尊，也多轻狂，“文人相轻”从古自今那个是常有的人，如今似乎变成了“人人相轻”，实在是生活优越，自以为是，看不到灵魂的共鸣，看不到真情的流露，哪里谈得上赞叹别人。仿佛看一枚玉，首先看的是细微斑点，其次才是整片的洁白。
至于如何从巴金的“遗产”中受益？那么就是把他当成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颓唐。
巴金先生说自己的作品，在文学意义百分之五十都是废品，编辑王仰晨首先在给巴金的信中表达了异议，，巴金先生回信道：“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废品的看法。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举成为现实。”
而今看到不少人，质问他的大师头衔，质问他的良心用意，质问他的文学成就，从命理上，从学术上，从伦理上，我真是无法是回答，总总是为什么，但是作为读者，十分失落。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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